去年10月24日，温家宝总理到重庆农村考察，农妇熊德明向总理说了一句大实话而一夜成名，当天夜里11时多，熊德明和丈夫拿到了被拖欠的两千多元工资。
　　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最盼望的悲喜剧：求告无门，碰到贵人，几句话解决。农民相信权力的作用，因为例子明摆着，最好的司法制度，也不可能当天晚上拿到钱。熊成了“农妇讨薪”的中国名人。这次温州讨薪行动，就是那次事件的延续。重庆到温州打工的受职业病困扰的民工，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没有任何法律知识的农妇身上，这比花钱请律师找法院方便多了。
　　熊的浙江行成了今年年底农民维权行动的一场大戏。民工出于实用的目的，记者为了新闻的价值，但这里还出现了一位律师，就显得有点令人思量。
　　因为，作为一个跨省的法律行为，来了一个农妇，来了一个律师，你说谁是主角？应该是律师，农妇应是当事人，律师是来帮助她的。但后来批露出的事实却有点奇怪：农妇才是受几十个民工委托的代理人，律师只是她的行动法律顾问。后来有消息说，农妇把律师给甩了，自己讨到了表弟的钱和另一笔钱，回重庆去了，连自己的法律顾问和重庆带来的记者都没有告诉。又后来有重庆报纸批露，律师要告农妇。此前有浙江媒体称，熊德明已经解除了与律师的关系，并且说民工与律师签订的委托协议无效，熊称律师全属于个人行为，与她无关。该媒体同时称，熊德明温州维权完全是律师导演的，律师告诉熊德明只要熊给自己介绍一个民工，他就给熊100元回报，律师再从民工的赔偿中提取8％的报酬。而律师知道熊的说法后非常气愤，他拿出与10多位民工签订的委托协议书说：“哪个说协议书无效，这是啥子。”律师要求该报刊登更正说明，并要追究法律责任。
　　如果熊德明的说法成立，则是这位律师想利用她的“名人效应”在先，她不愿被利用在后，律师是咎由自取。从报道看，律师采取的是用“全风险代理”进行策划的一次跨省维权行动。结果委托人变卦，主要依靠力量“名人”又釜底抽薪顾自走了，全风险成了全损失，名财两失。
　　我们不能怪农妇。她就是她，她向总理告状，也实在得很，老公干了活，就应该拿工资。这次到温州，她也很实在，表弟干活病了，她来帮他讨钱。至于合同、协议、法律顾问，这都是随便的。记者也一样，兴师动众跟到浙江来，是自己愿意。她回去了，为何一定要跟他们打招呼呢。
　　这次的农妇温州讨薪行动，部分体现了中国法治现状的畸形和变态。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的帮人讨债行动中，律师陪衬、大批记者随行，俨然是明星出行。中国的法院、行政官员、律师成了淡化的背景。原因何在？就是这个农妇同总理握过手，总理为她要回了2000多元工钱。其折射出的深层的含义，就是社会的人治特征。人们宁可相信实权人士的余威，而不愿相信法律。连律师这个最应崇尚法治的职业人，也屈从于这样的“余威”而甘为附庸。
　　法律不是万能的。我们不能要求百姓什么都按法律的路子走。但作为法律人，我们不能投机取巧，用非法律的手段去做法律人不该做的事。这一个小事件，扩张后，对中国的民法秩序和法治现状，成了一个杀伤力极大的事件。因为这种不信法只信权的做法，现在是农民、记者甚至律师都相信其作用。农妇可以高估自己的作用，新闻可以挖掘其附加的价值，而律师参与这样的随从队伍，实在是让人不知道怎么说。我们的官员、律师、法官，真该好好想想背后的原因。我们的法治大门向农民敞开了吗？我们的法治效力，让农民相信了吗？